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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四五”發展思路或將迎來一個重大調整
2019-08-14

 

 “十四五”發展思路應有一些重大改變。其中之一就是將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的“同步論”,改變為“快于論”。如果考慮到重大提法變動的穩妥性,也可以改為“收入增長同步于或適當快于經濟增長”。
01收入增長曾被長期忽視
在一個長期尊崇“先生產后生活”的國家,我們今天能夠提出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,已經是尊重客觀規律的一個巨大進步。
1980年代初至今的全國8個五年規劃,除了“六五”和“十二五”、“十三五”的3個規劃外,其余5個五年規劃的居民收入指標,均大大低于經濟增長指標。
“六五規劃”提出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,并非認識到了其中的客觀規律性,而是出于收入長期低增長的無奈。1952至1978年,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僅0.367%;1957至1978年,全國人均生活費支出年均實際增長僅1.0%。
粉碎“四人幫”后,黨和政府認識到這種實際存在著的“收入凍結”,嚴重影響經濟發展,嚴重背離黨和政府領導經濟發展的目的。黨中央國務院為此在改革開放初期,多次發布文件,提高職工工資,在農村推行“大包干”,形成了改革開放后,最早一波的城鄉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。
不過 “先生產后生活”仍在事實上指導著經濟工作。1985至2005年提出的5個“五年規劃”,其中的收入增長指標,大幅低于經濟增長指標。
收入增長指標最低的是1991至1995年的“八五”規劃,GDP年均增長6%,職工平均工資實際年均增長2%,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3.5%。
只是到了2010年的“十二五”,才明確提出“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”。
 
02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的苦果
1978至1983年,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黃金期。這期間,人均GDP年均增長6.6%,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.2%,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7.0%,均大大高于人均GDP增長。
聯系到1953至1978年,全國全部職工平均工資年均實際僅增長0.4%的實際,這顯然具有撥亂反正的積極意義。
然而收入增長黃金期稍縱即逝。1984至2011年,全國人均GDP年均增長9.0%,全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僅7.2%,農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僅5.5%,雙雙大幅低于經濟增長。
尤其是農村,可以說是形成了對于農民的一種剝奪。盡管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是收入增長大幅慢于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,但如果政策上能主動自覺地重視收入增長,地方政府不是如此地重資本、輕勞動,情況或許會好一些。
這也導致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,出現了系統性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結構失衡。
一是動力結構失衡,形成出口和投資依賴;
 二是分配結構失衡,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續走低,政府和資本收入比重持續走高;
三是需求結構失衡,消費率持續走低,積累率持續走高;
四是社會結構失衡,經濟增速較高,居民幸福指數較低。中國的經濟增長正在遠離他的人民。
 
問題嚴重性還在于,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激勵和約束因素長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,加之對此缺少必要和積極的政策干預,中國經濟發展格局長期難以轉型。盡管自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以來,歷次黨代會均強調經濟轉型,但中國經濟粗放外延增長越演越烈。
 
03居民收入增長的轉折性變化
中國經濟發展終于在2011年以后,出現一系列根本性變化。其中一個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的變化,就是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。
浙江民間早在新世紀初就感覺到了這一變化。2004年前后,浙江湖州被稱為“童裝之都”的織里鎮,連年遭遇“招工難”。就浙江而言,先是技工短缺,接著是青壯年普工短缺,再接著是勞動力全面緊缺。
然而學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缺少應有準備。10多年前,我在研究“十一五”規劃的一個座談會上提出了勞動力短缺問題,沒想到遭到了出席會議的復旦老教授的一頓搶白,他認為農村勞動力仍大量過剩。
此前,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勞動力短缺將對浙江經濟的影響,我與之長期相處的一些學者和官員沒把它當回事,他們的一個理由是人口數據不可信。
 
人口普查0至10歲數據,確有較大偏低,國家統計局官員亦發文坦承。然而10歲以上人口數據,可信度較高。更重要的是,我所做的是同口徑比較,盡管數據有水分,但結論仍大致可信。
勞動年齡人口的實際減少,終于不期而至。根據現能搜集整理到的公開數據,2012年,全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上年減少342萬,此后這一數據以年均5.3%速度遞增。
2018年,全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上年減少470萬。2012至2018年合計,全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2814萬,平均每年減少402萬人。
根據“六普”年齡表推算,2026年,如果扣除死亡但不扣除就學因素,全國當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比2025年減少1200萬人。
中國經濟終于迎來了居民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的重大根本性變化。2011至2018年,全國人均GDP年均增長6.6%,全國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.9%,比經濟增長快1.3個百分點。
2019年1季度,全國人均收入實際增長比人均GDP增長快0.8個百分點。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,由2011年的40.1%,上升至2018年的43.7%。由此導致中國經濟由投資出口主導的增長,轉變為消費主導的增長。
2018年,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達到76.2%,盡管其中有不正常因素,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優化,毋庸諱言已呈顯著的優化跡象。
04改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的“同步”為“快于”
 中國經濟發展近10年的一個重大變化,是勞動供求關系變化的同時,居民收入增長開始持續快于經濟增長。
正是由于收入增長相對加快的支撐,就在一些主要經濟增長指標紛紛跌入1位數時,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月度同比名義增速,至2017年11月前,堅持挺立于兩位數之上。這就在出口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的斷崖式回落之下,GDP增長獲得了回落中的有力支撐,并未出現所謂的“硬著陸”,且頂住了接踵而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持續回落。
至于工業企業,盡管2015年非常困難,但據我的大量調查,至少在浙江,并未像網上一些帖子說的那樣慘不忍睹。
收入與經濟增長的 “同步論”,是2010年編制“十二五規劃”的一個巨大進步。但這還不夠,如果“十四五”關于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的提法,仍繼續強調“同步”,則將有以下三個問題。
一是不符合實際。不僅不符合2011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實際,而且在“十四五”時期,如果經濟社會發展不出現有重大負面影響的小概率事件,居民收入增長有相當大的可能,將持續快于GDP增長,且這一“快于”,按照勞動供需等的均衡分析,或將持續10年左右。
二是不利于優化重大經濟結構。如果“十四五”仍提出“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”,且實際亦如此,則將意味著難以改變目前收入占GDP比重較低的局面,消費推動作用將弱化,投資仍將在相當程度上左右經濟增長。
 
盡管這在實際上不會出現,但對“十四五”發展思路和政策制定,將有嚴重不利影響,進而影響“十四五”結構優化和發展。
三是不利于促進地方黨政領導重視居民收入增長。如果“十四五”仍提“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”,將不利于改變一些地方黨委政府的“唯GDP”思想,導致相當一些地方忽視收入增長局面的繼續存在,從而嚴重影響區域經濟社會轉型發展。
一些人士,尤其是極少數所謂的大牌經濟學家,總是擔心收入增長相對較快不利于經濟增長。甚至說出城鄉居民將寅吃卯糧、“錢花完了怎么辦?”這樣違背經濟學常識的話。眾所周知,這樣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現的。
當下已出現了勞動生產率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,甚至略快于收入增長的狀況。2011年來的頭幾年,由于居民收入的長期相對低增長,收入增長確實快于勞動生產率增長。
然而近幾年,如2018年,全國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增長6.5%,勞動生產率增長6.6%,已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乃至稍快于勞動生產率增長,由此奠定了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的堅實基礎。
另據計量分析,浙江規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的技術進步貢獻份額,2011至2018年達到73.8%,比2004至2011年的44.4%,提高了29.4個百分點。
實地調研亦能證實。我今年五月初去海寧市馬橋經編園區調研,企業家們告訴我,新世紀初期,一個工人看1臺經編機,月工資約1000元左右,機器轉速約1000至1100轉;現在,一個工人看3至4臺機器,甚至5至6臺,月工資約6000元左右,機器轉速約2000至2200轉,面料幅寬亦提高較多。
在這一粗略的案例中,工人工資扣除物價因素后實際提高4至5倍,如不考慮面料幅寬提高因素,且1位工人操作機器按3至4臺的行業平均計算,則產品生產效率提高6至8倍。
 
那天,一位頗有成就、生活方式健康的企業家向我介紹了這些情況后說:“只要我們把應該做的工作做好,我不擔心工資提高的影響”。湖州一位省內著名企業家,多年前也曾對我說過,工資占企業銷售收入比重長期較低,企業對工資提高并不如一些人說的那么敏感。
對于一些效率較難提高或提高較慢的行業及企業,工資較快增長確如噩夢一樣。這確實比較麻煩,一方面是希望政府努力改善營商環境,真正把減輕企業負擔的政策措施落到實處,另一方面也只能寄希望于企業自身的努力。
還需要強調的是,請諸位在恐懼工資增長的同時,別忘了1998至2011年,在這具有數據記錄的長達13年里,全國規上工業企業利潤年均增長33.3%的資本美好時光。
既然在相當一段時間,存在著分配向資本的傾斜;那么也應該積極正視和應對,當下分配向勞動的傾斜,因為這無非是“六個月大、六個月小”的經濟周期現象。
這幾年的大量案例表明,一些企業并非被工資短期內較快增長壓垮,而是被經營者自己的非理性行為壓垮。海寧市馬橋經編園區,與上述那位企業家共同在新世紀初期創辦的10多家經編企業,只有一家關閉,且系非生產經營因素所致。
我們當下需要造就的,是一種“捧金飯碗創造鉆石價值”的新分配和新動能格局。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。當勞動供給增長小于勞動需求增長,且技術進步相對加快,則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應是大概率事件。
而且,在當前收入占GDP偏低狀況下,只有收入增長適當快于經濟增長,才能持續優化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,才能持續提升消費及服務業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,才能持續保持和增強經濟發展活力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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